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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工作与时代同行——访原地矿部副部长张宏仁
2009-02-04 | 作者: | 来源: 中国国土资源报 | 【 】【打印】【关闭

刚刚从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主席职位上卸任的张宏仁教授,仍然是位国际地质学界的“红人”。抢在他去澳大利亚开会的前夕,记者拜访了这位儒雅平和却锋芒暗潜的学者。说起地质工作改革开放30年的变迁,他感慨万千,一再强调,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如今丰富多彩的生活,也没有大发展带来的地质工作全方位的进步。随后,话题从他担任地矿部副部长时撰写的一篇文章展开……

改革开放大时代,地质工作改革风起云涌

记者:早在1989年,您就发表了一篇《地质工作的风险分析与改革》,提出地质队伍应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事业单位,承担公益性地质工作,另一部分走企业化道路,进入市场。请讲讲当时的思路。

张宏仁: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各项建设,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对地质工作有着极为迫切的需求。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国家在经济还很拮据的条件下挤出资金,在很短的时间内,组织起一支“文武双全”的地质队伍。既包括地质找矿技术人员,也包括大量劳务施工人员。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不可能提供地质工作所需的劳务,这种体制在当时曾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基本保证了上一个世纪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由国家统包下来,几十万人吃国家“大锅饭”的体制使得队伍臃肿、效率低下。加上改革开放初期国家财政困难,国拨地质勘探费逐年递减,除养活队伍外所剩无几,整个地质系统陷入了困境,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地质工作踏上改革之路是历史的必然。

事情的关键不是“要不要改”,而是“怎么改”。改革开放归根结底来自实事求是。地勘行业的改革必须从本身的实际出发。

综观改革开放和地质工作的形势,我于1989年发表了《地质工作的风险分析与改革》一文。我认为,我们这个行业有很强的特殊性,尤其是矿产勘查工作的高风险性,因而不能简单套用一些工业企业的改革经验。公益性地质工作和商业性地质工作应该分开考虑。我们搞商品化、企业化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市场机制来调动地勘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而调动积极性的重要前提是单位和职工积极性越高,劳动得越多,得到的报酬也越多。两者之间相关系数越高,经济杠杆的作用越灵。而所谓风险,就是指收益的不确定性,即投入与得到的收益相关系数很低,风险越大,经济杠杆的作用越差。矿产勘查正是这样一种工作,其成果大小不仅与单位和职工的努力有关,还在很大程度上与地区条件及偶然因素有关。而且,找矿是一项长周期的工作,如果简单地用当年找矿成果的好坏来兑现经济利益,其结果必然导致找矿工作上的行为短期化。所以,必须不同情况分别对待。

所以,我通过对地质工作中矿产勘查工作的风险分析,提出了把地质勘查队伍逐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真正含义上的“矿产勘查单位”,缩小到只包括与矿产勘查风险成果直接有关的且工作难以计量的少数人员,如负责地质设计编写、执行,劳务的发包、质量监控的地质、物化探人员,以及相应的行政、经济管理人员及一定比例的服务人员;另一部分从事风险不大的各种劳务施工的单位和职工,应从矿产勘查单位中划出来,形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

记者:地质工作的特殊性,注定了改革将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张宏仁:是这样的。

让我欣慰的是,地质工作在近20年的发展历程中,许多变化是与我们当年的一些想法非常接近的。

1994年9月16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同志有一个批示,指出地质队伍要逐步划分为“野战军”和“地方部队”。“野战军”吃中央财政,精兵加现代化设备,承担国家战略任务;“地方部队”要搞多种经营,分流人员,逐步走向企业化。这一指示,进一步为地质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实践表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不需要“计划”了,和市场一样,计划也是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两种手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相辅相成的。

从我对矿产勘查行业改革的思考出发,经过1989年在中央党校的学习,1991年初我发表了一篇名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的文章,阐述了“如何创造一种适合中国情况的把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经济有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运行机制”。

改革的力度和节奏,都应紧扣时代脉搏

记者:当时,地矿部在地质工作市场化方面做了哪些尝试?

张宏仁:我只说说我所经历的吧。有一件事比较有代表性。

在改革开放初期,进行了大面积的地球化学填图,采集了大量样品。分析这些样品并加以综合分析,就能获得指导找矿的宝贵信息,然而当时许多地勘单位每年分得的事业费只够发工资,没钱进一步分析样品,于是,大量样品就都积压在仓库里。而同时,全国许多高水平的地质化验室闲着没事情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1985年开始,我们决定,每年从地勘费里集中拿出了200万元,进行地球化学样品分析的全国招标,按工作量给予补贴。当时200万元虽然不是一个小数,但对整个地矿部来说仍然只占总投资的很小一部分。然而就是这200万元,一下子调动起了全国各实验室的积极性。很快,样品就被消化完了。恰逢当时全国正掀起新一轮的找金热潮,而通过这些样品发现了大量的化探金异常,为找金工作提供了大量线索,促进全国找金获得重要进展,我记得当时通过验证金矿地球化学异常发现金矿矿区207处。由这个小小的例子,可以看出,将市场机制引入便于计量的地质劳务工作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市场化需要加强监管,根据我们在巴基斯坦恰斯马引水渠施工合同有关监理制度的经验。率先将监理制度引入了我国的地质勘查工程施工当中。在1992年的链子崖、黄腊石地质灾害防治工程中首次应用,很好地保证了工程质量,并节约了开支。后来,地矿部还举办了3期工程监理工作培训班,培养了一批监理人员。

在体制改革方面,1992年地矿部还在河北地矿局搞了个“一局两制”的试点,就是把河北地矿局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组成河北地质矿产勘查院从事高风险的和社会公益性的地质工作,另一部分,主要是提供技术工程劳务的部分,走企业化道路。现在看应该说这个尝试思路正确,基本上是成功的。

记者:近20年过去了,您对地质工作改革的观点有变化吗?

张宏仁:总的方向没有改变。当然,我们当时提的许多具体改革措施有着时代的痕迹,如矿产勘查的风险还主要由国家承担,而现在整个的社会环境和国际形势都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认为,区调、地灾防治等公益性地质工作应该由国家承担,而矿产勘查以后完全可以由矿业公司企业来承担。找矿虽然是高风险的活动,但资金雄厚的矿业公司有能力“以丰补歉”,进行长周期的风险投资。这是经济规模很小的地勘单位所做不到的。因此,矿产勘查工作一般不宜从矿业单独分出来,可以依附于矿业,通过附属于资本雄厚的矿业公司的勘查部门来进行。

紧跟社会需求变化,地质工作走上更广阔的舞台

记者:在您担任地矿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司司长、地矿部总工程师和地矿部副部长的时期,您认为哪些工作领域是之前的地质工作很少涉及的?

张宏仁:1982年我被调到地矿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司任司长,那时我们除了做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方面的工作,还开始了环境地质的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一件重大的事件催生了地矿部的地质灾害防治工作。

1982年7月17日,在四川云阳县长江边上发生了一个大滑坡——鸡扒子滑坡。这个滑坡涉及土石1500万立方米,前缘约180万立方米土石滑入江中,阻塞了部分长江航道,填高江床30余米,形成急流险滩,导致长江该河段断航7天。国务院非常重视,但当时不明确应当由哪个部门承担治理的责任。由于航道阻塞影响交通,治理的责任就落到交通部头上。国务院拨了8000万元专款。由于交通部缺乏治理滑坡需要的专业的人才和经验,于是请地矿部支援。

这件事自然而然地找到了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司。当时,有人劝我别接:“这事不好做,你又没治过,万一治不好怎么办?”我想,长江断航是非同小可的大事。这种自然灾害是非治理不可的,再困难也要试一试,再说,我们是搞地质专业的,我们不治理又让谁治理呢?然而由于没有先例,大家心里都没底。1983年初的时候,我们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在滑坡附近岸边,交通部提供的一条船上住了一个多月,一边监测滑坡动态,一边研究治理方案。为了恢复长江航道,必须清理滑入江中的土石。而清理这些土石有可能诱发进一步的滑坡。只能边施工,边监测。几个月后,长江航道恢复正常,鸡扒子大滑坡保持相对稳定,而且这个滑坡至今没有再出现大的险情。当时应用的拦山堰、排水沟等,都在后来的滑坡治理工程中广泛应用;而且,形成了滑坡治理的常规模式——专家会诊、提出治理方案、施工单位进行工程治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此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滑坡治理专家团队,也就是一个技术核心。我记得当时专家组中有成都地院的张倬元、湖北地矿局的刘广润、地质力学所的胡海涛、水文工程地质司的戴广秀等,他们后来都成为地质灾害防治领域公认的专家。

这个全国第一个由国家出资的特大型滑坡治理工程,开辟了我国重大地质灾害治理的先河。也为后来地质灾害治理成为地矿部乃至国土资源部职责的一部分,奠定了基础。

记者:从此以后地质灾害防治就都归地矿部负责了吗?

张宏仁:这还经历了一个过程。

1992年内蒙古河套地区发生大面积砷中毒事件,国务院副秘书长徐志坚找地矿部的人去商量这件事情。我们很快就组织专家到内蒙古进行了一系列勘查,查明了地下水砷元素超标的原因是饮用水源含砷。当地居民基本饮用深度在10米左右的地下水。乍一看,这一深度的地下水晶莹清澈,却没有发现水的砷含量极高。持续饮用后,居民中出现了大面积砷中毒。我们针对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即在1992~1993两年时间内,重点做好病区地质环境调查和傍渠取水、打井改水、物化除砷三种不同改水方法的试验和病村改水条件的调查。

由于这项工作完成得好,于是国务院把当年的另一个大工程也交给了地矿部,这就是长江三峡链子崖和黄腊石地质灾害防治工程。链子崖和黄腊石是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长江三峡大坝上游两处稳定性最差的大型灾害性崩滑体,都有长期的活动历史,一旦发生大规模崩滑,将严重危害长江三峡工程的建设和长江航运。国家为此专门拨款1亿元,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说明工程的重要性。

从那以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就明确为地矿部的职责之一了,弥补了长期以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缺乏理论体系和专业队伍的弊病。

现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一方面经济建设使各种工程量急剧增加,对地球表面,尤其是易发生地质灾害的山体斜坡扰动加大;另一方面人口数量和社会财富大大增多,一旦发生地质灾害,相伴的很可能就是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

记者:担任地矿部总工程师和副部长后,您主要分管地质工作,您当时参与了哪些比较重大的工作?

张宏仁: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在改革开放的这30年历程中可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1982年从北京地矿局进入刚刚成立的地质矿产部,先后担任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司司长、地矿部总工程师和地矿部副部长;第二个阶段是1992年以后,担任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组织委员会秘书长,专门负责筹备1996年在北京召开的这届国际地质界盛会;第三个阶段是从1997年开始在全国人大环境资源委员会工作,同时负责主编国际地科联机关刊物《地质幕》(EPISODES),2004年被选举为国际地科联主席,到去年8月届满卸任。

几十年的地质工作经历给了我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思想:地质工作一定不能脱离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它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最基础的工作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北京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大队主管技术业务生产。为了解决北京市供水问题,我们进行了全市地下水资源评价,得出北京市地下水资源量为每年30亿立方米。这一数字至今只有不大的修正。根据对北京市水资源的分析,提出了在密云水库下游建新水源厂的建议并提供了相应的水文地质资料。新水源厂在以后的二三十年间对缓解首都水资源的供需矛盾起了重要作用,受到北京市领导的高度评价。

1986年我担任地矿部副部长后,“为国家和社会需求服务”的理念更加明确。那时,地矿部做的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就是从1987年开始,根据温家宝同志的倡议,牵头组织中央各个部委共同进行了《我国矿产资源对2000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保障程度研究》。这项研究持续了几年,分别针对多种主要矿产对国民经济保障程度进行了论证,形成了研究报告,并由地矿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联合上报给国务院。研究的结果是,到2000年我国绝大部分矿产能够保证供应,但钾盐、铬铁矿、金刚石等矿种及能源矿产相对不足,而大宗矿产则大多品位比较低;2000年后,许多矿产将出现供应不足的情况。此后,中央便提出要在国情教育中教中小学生重新认识“地大物博”的概念。

记者:近几年我们经常从媒体上看到您撰文呼吁全社会关注淡水资源、土地荒漠化等问题的报道,尤其是1998年到2003年您担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委员期间。请您谈谈在为国家建言献策方面的情况。

张宏仁:地质工作就应该担负起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职责。在这方面,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

进入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后,我感到我的视野更加拓展了。围绕国家“如何解决诸多环境问题、如何突破能源需求瓶颈”等课题,我从地学角度提出了一些建议。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99年写的《中国的淡水资源问题》受到各方面的重视。有一年,我随邹家华副委员长到吉林考察,正赶上当年粮食大丰收,粮库囤积了很多陈粮无法消化。根据一些国家的经验,可以用玉米生产生物能源——酒精,既可以利用陈化粮,又可以增加能源供应,还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少汽车尾气污染。据此,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建议。后来,国家决定在全国建立若干用粮食生产酒精的工程。

全球经济一体化,地质工作应与地质科技一样走向国际

记者:1996年有一件国际瞩目的大事在中国发生,那就是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您作为本届大会组织委员会秘书长,请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张宏仁:改革开放为我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明显增强,这为我们主办这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会奠定了基础。而且当时,中国政府已经决定在未来经济发展中重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把加强矿产资源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保护环境和保护自然生态平衡提到了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此背景下,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不仅为地质科技和地质工作全面走向世界推开了大门,而且成为展示我国改革开放成就的一扇窗口。

1992年8月24日至9月3日,第29届国际地质大会在日本京都召开,会议决定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在中国召开,会后地矿部责成我在部长宋瑞祥的领导下来具体负责国际地质大会的筹备工作。

经过4年细致的准备,1996年8月4日到14日,这届汇集116个国家和地区6000多名代表的国际地质大会,成为中国地质事业和国际地质科学发展历史中有力的一笔。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为大会致开幕词,大会期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还会见了参加会议的中外地质学界知名人士。总之,这届大会主办得非常成功,获得了国际地质同仁的一致好评,给中国增了光。

记者:您后来被选举为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主席,是否与这段经历有关?

张宏仁:有一定的关系。从1997年开始,根据宋瑞祥部长的决定,我开始担任国际地科联的机关刊物《地质幕》(EPISODES)的主编。当时,国际地质学界许多人都表示怀疑,一是对我们的地质科技水平有怀疑,二是不相信非英语国家的中国能办好这个专业性强的英语刊物,这也是国际地科联第一次把《EPISODES》交给一个非英语国家。之前主办此杂志的分别是加拿大、美国、英国。地科联把杂志交给中国以后,还很不放心,想从外国派个地质学家到中国当这本杂志的主编。实践很快证明,我们不仅能够办杂志,而且很快就让杂志的整体水平提高了一大截。国际上对科技杂志有个评价标准——影响因子:在中国接手以前,《EPISODES》的影响因子只有0.3多,办了几年后,影响因子快速上升,到了2.13。

记者:中国人首次担任国际地科联主席,充分说明了我国地质科技力量的增强,也表现了中国正在成长为国际地质大国。

张宏仁:国际地科联是国际地质科学领域非政府性的学术组织,目前有120多个成员国,代表着全球约40万名地质科学家,是世界上最大、最活跃的科学团体之一。

中国人当选为国际地质科学联合会主席,这主要不是我个人的荣誉,而是国际地学界对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肯定。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在地质行业产生的必然结果。感谢贵报对国际地科联的关心,几年来做了很多报道。应当说,这些年中国对国际地质科学的发展作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也从国际地质界学到了大量有益的知识和经验。今后4年,我将作为国际地科联的“前主席”继续担任国际地科联执行委员会10名委员之一。今后希望能在我国广大地质科学工作者的支持和帮助下,继续为我国与国际地质科学界的合作尽自己微薄的力量。(本报记者  蒋亚平 周飞飞  本报实习记者  聂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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