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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开阔的胸襟——记矿产资源领域对外开放30年
2009-02-24 | 作者: | 来源: 中国国土资源报 | 【 】【打印】【关闭

中国的改革不是空穴来风,它是学习、实践,融合,直到结出适合中国国情的一套模式。所以,开放的分量,同改革一样重。

多边合作:领域逐步拓展,内容逐步深化

科学无国界,但政治是有国界的。计划经济以来的中国地质科学,主要的合作研究对象是前苏联学者,很多专家就是从前苏联留学归来。后来,这条几乎是唯一向外合作的渠道,也随着与前苏联关系的破裂而中断。

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这个被称为中国对外开放历史上里程碑式的大事件,同样在中国地质科学研究对外合作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就在这一年,美国的一支地质代表团来到中国,提出要到西藏进行科考。当时的中国地质科学院派了约10人的队伍与他们一起进藏,合作进行青藏高原的科学研究。那时,板块理论正在全球盛行,进藏的多是当时知名的地学家,用新的理论看青藏高原,这让中国地学家第一次有了全新的与世界同步的视角。

大家很快意识到,我们中国地质有让全世界羡慕的“特色菜”,它们是我们的青藏高原,我们的黄土沉积和我们的岩溶地貌。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国际间的地学合作在这些领域,通过不同渠道逐步展开。中法、中英、中美、中德、中日、中意等联合考察和研究,相继在中国境内进行。

回头看,改革开放之初的国际合作,对于中国科学家,意义重大,中国科学家在合作中收获的,不仅有新的技术方法和新的仪器设备,更重要的是打开了已经塞堵了很久的耳朵,张开了眼睛,捕捉到了当时国际最新鲜的信息,亲身感受到西方地学的方法和理念。

1996年夏天,北京成功举办了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这个被誉为“地学奥林匹克盛会”的大会,吸引了中外5000多名学者,10天的国际会议,对于很多中国地质科学家,收获多过10年,因为这是第一次中国地学以东道主身份主持全球地学大会,中国科学的国际合作由此敞开了一扇门,大会受到了当时正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中国领导人的关注,几十名中外学者受到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可以说,第30届国际地质大会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地学国际合作领域意味深长的重大事件。中国地学借此了解了世界地学,世界地学也借此了解了中国地学。

如果说到20世纪末中国地学有一个梦,就是在世界地学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强大和中国地学的迅速成长,中国地学在国际上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批中国地质学家在世界地学机构担任重要职务。据统计,“十五”期间,我国地质学家在国际组织中任职近百人次。

——中国地学主动参与国际地学事务,中国地质学家以积极的姿态走在世界地学的前沿。

——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地质合作越来越多,内容涉及几乎所有基础地质问题。

——地学领域发表的论文之多,远远走在了国内其他学科的前面。

1998年国土资源部成立以来,大力推动双边和多边国际合作,逐步形成了国际合作的新格局。与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以及周边国家签署双边协议、谅解备忘录等,涉及土地管理和研究、地球科学研究、矿业开发等领域。

与有关国家开展了一批具有实质内容的合作项目,取得了积极成果。积极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地科联、国际复垦协会、世界银行、CCOP 、国际海底管理局、亚太经济合作委员会等10余个国际组织合作,在中国召开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会议。

国际会议:铸造全球矿业对话平台

合作,从交流开始。能否有双赢的合作机会和合作方式,要建立在充分对话的基础上。国际矿业大会,就扮演了这样一个对话的平台。

在国际矿业有几个大的品牌会议,一直对全球矿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加拿大勘探开发者协会年会,澳大利亚的勘探者大会(Diggers & Dealers),还有南非的非洲矿业投资大会。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国土资源部就开始积极参加加拿大PDAC年会,10年来,通过PDAC年会这个国际平台,中国矿业加深了对全球矿产资源勘查发展趋势的了解,也在国际舞台上充分展示了自身的发展水平和潜力。

但是,作为矿业生产和消费的大国,中国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品牌矿业大会?1999年10月26日~29日,当国土资源部在大连召开首届“中国矿业法规国际研讨会”时,这个意图还十分模糊。那次会议,来自中、加、澳等10个国家的矿业界代表17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所谓的外方代表,多半是中国的留学生。

从那以后,中国国际矿业大会连续举办,到2008年,已经办了10届,规模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内容越来越丰富,形式不断创新,功能越来越完善,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在刚刚结束的2008年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上,来自全球49个国家的政府、矿山企业(包括勘探、开采、选冶、技术服务、法律服务等)和重要的矿业投资人(包括企业投资、银行投资)以及矿业研究机构的代表约3000多人参加了大会和展览,其中包括8个国的矿业、能源或自然资源部部长。世界银行集团、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加拿大驻华使馆、南非驻华使馆都成为大会的支持单位。大会展览区近3000平方米。人们共认,现在的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已经成为亚洲规模最大、全球四大矿业大会之一。

中国矿业与国际矿业在对话中沟通、融合,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作为对话的平台,在30年间活生生地见证了矿业的一步步发展:它在上世纪末见证了中国矿业吸引外资的种种努力;在本世纪初见证了中国矿业在国际矿业上逐渐增多的话语权;2005年以来的三年,它见证了全球化经济中矿业的繁荣,而在2008年,它又见证了在全球大的金融危机面前矿业的整体理性思考。

“引进来”:矿业对外政策不断完善

中国矿业对外开放从上世纪80年代就露出端倪。

1982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几乎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矿产资源管理法规。1993年,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为陆上石油对外开放提供了法律依据。2001年9月,为了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承诺,国务院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合作开采海上、陆上石油资源两个条例。

由于法律的保障,中国矿业引进外资的步伐,在上世纪90年代主要从能源领域推进开来。1994年初,经国务院批准,中国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就26个区块向国外进行第二轮招标,而当时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已经与15个国家的45家国际石油公司签订了94份石油合同和协议。逐渐,能源领域的对外开放之风,也进入到固体矿产领域。这个进入,在矿产品的进出口贸易上表现比较突出。

也就在这个时候,矿业管理的对外开放,出现了新的突破。

上世纪90年代,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结束了长达40多年的“冷战”后,世界矿业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方面,高科技和信息构成西方新经济的特色,社会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增长速度有所降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特别是布桑事件和亚洲金融危机后,从事矿产资源勘查的地质学家数量锐减,各国地质机构经费紧缩。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开始崛起,一直比较落后的国家希望通过吸引外资发展本国矿业,所以在上世纪90年代,掀起了一轮矿法修改浪潮,世界上102个国家修改了矿业法。

中国矿业是国际矿业的一分子,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重要组成部分。在如此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中国矿业体制机制改革面临着重要的选择:它必须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伐合拍,必须要与国际惯例接轨,必然要用新的思维适应发展,必然要参与法律法规的修改重建。

于是,一直迈不开对外步伐的固体矿产资源领域,在改革开放的第二个十年,也出现了对西方矿业权的理论研究者甚至尝试者。一些有识之士把对矿政管理的研究目光从国内拓展到国际,他们先从介绍国外矿业信息、翻译西方国家成熟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文本着手,而后研究、思考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在中国的发生条件和趋势,而后为中国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大声疾呼。

原地质矿产部承担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的立法研究项目,项目对对外合作勘查开采矿产资源条例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组织国内专家到国外考察,为修改矿法做理论准备。

一批批的中国矿业领域专家被派出国门学习,这些人迈出国门,感受到新鲜的气息,传统的思维遭遇外来矿业权理论的冲击。他们当中,走的更远的,是回国就把学来的东西用于实践的尝试者。

上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政府加大了矿业对外引资的力度,在改善矿业引资的环境上采取了很多措施。1999年国土资源部在大连举办了中国矿业法规国际研讨会,当时的主要目的就是引资。会上,发布了国土资源部首批可供外商选择投资开发的19处矿产地,并承诺,今后国土资源部还将陆续提供矿产地信息,以利于外商选择投资勘查与开发。

中国矿业的对外合作,算是起步了。截至1999年,66个国家和地区矿业公司在我国投资矿产资源勘查;中外合资合作勘查项目共256项,来华投资的采矿项目数百个,其中1999年的外商投资项目为19个。

但存在的问题是严峻的。有关人员已经意识到改善外商投资办矿的政策、法律环境的重要性,并且已经注意到,矿产资源信息服务社会化程度较低、矿业税赋偏高、法律法规不够完善、管理部门多而且审批程序复杂、矿业权市场尚不成熟、矿业投融资体制与国际资本市场不够接轨等。

进入21世纪后,中国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上表现了极大的努力,中国高层领导人也多次表达了矿业对外开放的原则和良好意愿。这两年,国务院发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规定》,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新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07修订版)》等,中国学会了用政策法规来规范为外商到中国投资矿业行为。

中国投资环境的硬伤之一,是矿业秩序。从上世纪末到今天,国土资源部开展了一次比一次更严厉更科学的矿业秩序整顿,并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勘查开采行为的基础上,推进了重点矿种、重点矿区的资源开发整合工作。几年的努力下来,矿山布局趋于合理,资源利用水平明显提高,矿山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这些治理,都成为中国矿业引资的重要吸引力。中国在云南进行的矿业引资试点,在很大程度上也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今天,矿业已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领域。目前我国有100多家外国公司投资矿产勘查,主要分布在西部地区,涉及石油、天然气、煤炭、铁、铜、铅、锌、金矿等400多个勘查开采项目。国外一些从事勘查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和信息服务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外商、港澳台商在华设立的矿业企业达到600家左右。

走出去:我们越来越自信 

“走出去”的声音,在改革开放初期的80年代中期就已经有了。原地矿部中国地质技术开发进出口公司曾前往澳大利亚开采金矿,结果大败而回。事后,人们很长时间对中国矿业“走出去”心存余悸。

据统计,从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石油、地矿、冶金、有色、化工等部门的不少企业先后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周边地区的20多个国家进行过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在50多个国家进行过洽谈和寻找矿业开发项目的活动,涉及到石油、金、铜、铁、钾盐、铬铁矿、钴、金刚石等矿产。但当时由于竞争实力不够,成功的项目很少,当时中国矿业大部分的“走出去”,只是交了学费。

国土资源部成立后,积极组织专家学者集思广益,开展“走出去”战略的调查研究。随着中国矿业的发展形势,地方矿业公司、民营矿业公司对“走出去”兴趣浓厚,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地创造佳绩。

除三大石油公司外,中国有色集团、五矿集团、中信集团、中国铝业公司、首都钢铁集团、紫金矿业公司、云南锡业集团等企业签订一批境外合同,实施了一批金属矿产项目。中国矿业“走出去”,逐渐从石油发展到金属矿,从采矿发展到风险勘探,从国有企业发展到多种所有制企业。中国矿业企业努力拓展境外投资,积极回馈当地社会,增加当地财税收入和就业机会,促进了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了互利共赢。(本报记者  赵 凡  吕苑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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