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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实践中不断汲取改革创新的力量——李元谈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历程
 
来源:中国国土资源报 作者: 发布时间:2008.12.26

李元,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土资源部原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国家土地副总督察。他见证了我国土地管理制度一系列重大改革事件和重要时刻。

在纪念我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性时刻,李元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他说,最深的体会是,丰富生动的实践是与时俱进、改革创新的力量源泉。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记者:您怎么看待我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李元: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王先进局长的回忆文章,把“以地生财”的线索理清楚了。所谓“以地生财”,实际上就是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后来有的地方走偏了,但不能怪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本身。土地有偿使用是从土地无偿使用来的,无偿使用带来的问题,比推行有偿使用后的问题实际上要严重得多,不仅侵占农民利益,而且政府没有收益,进而没有钱为社会办事。

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不光是收费,而且是把土地使用权变成企业的资产,从而大大提高外资投资中国的积极性。对国有企业来说,使企业真正有了自己的财产权,真正使企业和政府分开。应该从新的高度来认识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

从这个角度看,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提出的土地有偿使用,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担任分配体制司司长时,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这项改革。

1991年5月,原国家土地管理局举办第一期市长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研讨班,以寻求理论、思想和对策上的突破,指导和推动全国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当时,我派了一个处长去,回来后我问他有什么收获,他说,就是建设部门和土地部门吵架。可以看出,当时是土地部门在单兵作战。但正是大力推动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使土地管理机构在城市里立住脚。因为不解决政府改革发展过程中的难题,这个机构肯定是站不住脚跟的。

当年11月16日至26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在福建省福州市举办第二期市长土地使用制度研讨班。中心议题是交流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经验,研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学习土地经济理论和有关法律法规,加快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步伐。我前去参加,并于23日发言。

记者:您发言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李元:我的核心意思是,当前正在推进的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变土地无偿、无限期使用为有偿、有限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的基础,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主要环节。把推行这项改革列入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十年规划和“八五”纲要,是十分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认真搞好。

主要讲了三层意思。第一,土地是社会最大的财产。我国实行土地公有制,土地是最大的公有财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土地的公有必须从经济上体现出来。单位和个人对土地事实上的无偿、无期限占有,将使国家政权失去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切实保障土地的公有制,就是保障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第二,土地是最大的社会财富,而且是会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增值的财富。国家掌握土地本身的收益,不仅能有足够的力量来发展经济,也能有足够的力量来调节社会分配。当前国家调节社会收入分配能力下降,社会分配不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利益大量流失到单位和个人手中,土地收益的散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是调节社会分配,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要求。

第三,土地是任何生产经济活动都不可缺少的最重要因素。把土地使用权从所有者的权力中分离出来,可以出让;出让后的使用权可以转让、出租、抵押,为建立生产要素市场打下了基础。同时,一切使用者只拥有国家规定的有限权利,国家仍然保留着占有权、利益权和处分权,成为国家按照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原则,调控经济的最强有力的杠杆。

我当时还提出,体改部门要积极参与和推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组织体改部门有关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土地理论和法规,提高推动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自觉性。继续把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列入明年改革的要点。建议各地,凡是没有起步的要积极起步;已经起步的逐步从划拨为主转到有偿出让为主;已经较大规模实行有偿出让的,逐步实行珠海式的“五个统一”和建立深圳那样较有规则的土地市场。国家体改委要积极协调和参与支持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对这项改革涉及的部门分工、财政体制、金融市场、房改、企业改革等,要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请各地土地管理部门多向体改部门同志通报情况,共同推进土地使用制度的改革。

记者: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从土地部门单兵作战到多部门共推,这一转变应该说,意义重大。

李元:的确如此。正是从第二期市长班开始,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纳入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当中。

改革的共识不断扩大。1992年5月11日至21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和国家体改委决定联合在广东省深圳市和珠海市举办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市长研讨班,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副局长邹玉川、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参加并主持会议。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和珠海市委书记、市长梁广大到会并作专题报告。来自全国52个城市的市长参加了研讨班,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物价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中国人民建设银行的同志也都参加了会议。

为了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表示:国家体改委全力支持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各地体改委要帮助土地管理部门制定办法,协调关系,研究配套改革的措施。我则对如何协调各部门工作提出了三条原则:依法协调,严格按照国家法律、55号令协调;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按先进经验来协调;先进经验也没有回答改革中问题的,按改革的总方向来协调。

记者:您觉得,在推进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中,有什么样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李元:我感觉到,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有三条成功经验。一是围绕国家的中心工作,如果这项制度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没有什么关系的话,这个东西是搞不成的。土地管理工作地位提高,与此有很大关系。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基层的实践和创造。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推进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当时并没有现成和系统的理论。第一期市长研讨班,就是从上海市和深圳市公开出让土地的实践出发,一个公开招标土地,一个公开拍卖土地。到第二期研讨班时,珠海、厦门、福州、温州等城市的负责人都是学员。温州学习后,通过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把小商品市场搞起来了。这些创新措施不是哪个人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创造出来后加以总结推广。三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抓住关键点寻求突破后再全盘推进。

通过控制非农建设用地总量来保护耕地、规范市场

记者:您从1994年起担任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长,当时,正是海南、北海等地房地产虚热的尾声。您对规范土地市场这个问题怎么看?

李元:我开始担任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长起,上世纪90年代初暴发的房地产热遗留了很多问题。其关键点是什么?我们选择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当时,土地管理中控制对非农建设用地的供应总量问题最大。不能有效地控制土地供应总量,保护耕地、规范土地市场就会成为空话;不能有效地控制土地供应总量,就不能使前几年虚热的土地市场走出困境;不能有效地控制土地供应总量,就不能适应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怎样才能有效地控制土地供应总量?带着这个问题,我和局办公室、中国土地报社、宣教司的几位同志在江苏昆山市进行了一些调查。

当时的情况是,昆山市是全国推进土地有偿使用的先进单位,他们利用毗邻上海的优势,实行土地使用权批租,累计到位出让金28亿元,投入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10亿元,形成了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第9名。在外商投资企业迅速发展的同时,这个市还保有人均1.2亩的高产农田,比该市土地利用规划规定的人均1.1亩高0.1亩,保持着每年为苏州市提供2.62亿斤商品粮。其中,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严格控制土地供应总量。

记者:昆山经验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李元:调研发现,昆山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对商业性的房地产开发用地供应严格控制。二是对已经出让的土地,投资者无力开发利用的坚决调整和收回。三是对投资者有能力开发但暂时未利用的土地,逐块落实复耕措施和有关责任人,杜绝撂荒。

昆山市采取一系列严格调控土地供应总量的措施,不仅没有影响外商投资的热情,而且保证了土地市场走向规范,促进了经济更健康地发展。调整地块后的批租土地中,工业用地幅数占总幅数的60.1%,工业用地面积占总面积的69.66%。批租的地块从分散在48个村镇集中到16个村镇,从100多个区块集中到80个区块,使政府节省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使外商得到了较完善的外部配套条件,提高了对外资的吸引力。在全国许多地方大幅度降低地价以吸引投资的情况下,昆山市反其道而行之,1994年地价平均水平比上年上升30%,地价稳中有升,但外商投资势头不减。

记者:昆山经验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

李元:根据昆山市的经验,要有效地控制土地供应总量,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土地一定要集中统一管理。昆山之所以能大规模地调整和收回已批租地块,前提就是全市土地的集中统一管理。二是土地利用规划和计划一定要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的一个重点是保护优质高产农田。三是一定要在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上下功夫。新增建设用地量一定要严格控制,低价卖地,新占用的土地只会越来越多。原有的县属工业和乡镇企业占地量大,应该是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重点。村镇建设要相对集中,全市农村宅基地现占用9万亩,通过改造就可以节省1万~1.5万亩。组织泥源公司,从河中取泥,既疏浚了河道,又防止了建设取土挖废耕地。土地管理部门要有调节土地市场的基金,既防止土地的自发交易、保证国有土地资产不流失,又可以增加政府调控土地市场的能力。四是政府的土地收益不能长期建立在收取出让金上,土地收入纳入财政部门预算管理。政府土地收益也要建立在完善的经常性的土地租税费基础上。五是必须高度重视土地管理部门的廉政建设。依法行政,照章办事,严格自律,接受监督。

昆山虽小,但改革和发展都是超前的。昆山土地管理局在控制土地供应总量方面的做法、经验和他们思考的问题也是超前的,现在看来仍然值得各地学习和借鉴。

当时,控制非农建设用地的总量问题不解决,不仅保护耕地、规范市场都会成为空话,而且也难以促使已经占用的存量建设用地优化配置,难以支持国有企业盘活土地资产,难以引导好小城镇建设。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仅不能保护国家在土地上应得的收益,而且也难以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难以保证土地管理部门自身的公正、廉洁。

我们对昆山经验大力加以总结推广,工作思路日益明确,就是针对体制和机制上的缺陷,大胆进行改革,并充分借鉴一些成功经验,完善改革。要把土地管理方式从分级限额审批转到“以用途管制为主”的路子上来,管住规划,管好总量。在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实行总量控制。

记者:控制土地供应总量是个影响深远的大问题,主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李元:1995年8月,邹家华副总理向土地部门提出,城市规模要有双向制约的办法,一是在规划上有个合理的用地标准;二是在土地供应上要控制住。

我在1996年1月发表在《中国土地报》上的文章中提出,要真正解决土地供应的总量调控问题,必须全面推进土地管理的改革:一是管理体制的改革。土地管理体制要与土地所有权的国家属性和土地供应总量调控目标的全局性相一致。要在继续落实城乡地政统一管理基础上,强化全国土地的统一管理和管理机构的职能。体现国家对土地的基础管理和国家对土地权利人权益保护的土地登记,应该逐步实行全国统一、分区登记的制度。

二是规划方法和计划管理的改革。土地利用规划要适应市场经济的特点,体现供给能力对需求的制约和引导。年度供地计划要建立在规划和土地利用状况的基础上,体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

三是信息系统的改革。信息系统要适应灵活调控土地供应总量的需要。统计指标体系要能反映土地市场的情况。要在电子化的土地登记基础上,完善综合的土地管理信息系统。

四是土地租税费的改革。土地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租、税、费的设定和分享,要有利于土地供应总量的控制。土地的取得、保有、处分(包括交易、赠与)几个环节都应有税费调节。

五是立法和执法的改革。立法和执法都要体现控制土地供应总量的要求。立法要进一步明确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各项财产权利。要通过立法,禁止对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破坏。土地执法监察工作的改革要着重解决政府土地违法的问题,解决行政干预产生的违法行为,保证土地供应的总量调控。

六是土地科研和教育的改革。要适应整个科研和教育改革的趋势和土地管理方式转变的要求,尽可能利用通用的科研教育成果基础和综合性大学的多学科优势,更好地发展土地管理科学、管理技术的研究和教育(包括在职教育),加速培养和吸引适应现代科学管理的人才。要有吸引和鼓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和机制。

探索耕地保护治本之策

记者:很多业内人士,对上世纪90年代末开展的耕地保护调研仍记忆犹新。

李元:1996年年初,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下达了11个重点调研课题,其中之一就是耕地保护问题的调研。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党组十分重视,由我担任课题组组长,王世元同志担任课题组副组长。当时可谓举全局之力开展这项调研。

调研组先后对广东等13个省(区)和上海等12个城市进行调研,收集资料。调研期间,分别在上海市和广东佛山市召开了“城市规模控制与土地利用潜力分析”专项调研会和“保护耕地问题”同口径调研工作汇报会。从1996年4月开始至1997年1月结束,历时9个多月的课题研究工作,通过对当时我国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情况的深入分析研究,形成了《近年来我国耕地变化情况及中期发展趋势研究》等十几个专题性报告,在此基础上,汇总形成了《我国耕地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政策性建议》和《保护耕地必须实行治本之策 (汇报提纲)》。当时,温家宝、曾培炎都亲自指导这项调研。

记者:调研提出了什么样的政策建议?

李元: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向中央提出了保护耕地的对策意见和建议:土地管理要以保证耕地总量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为主要目标;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整体控制作用,以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代替“分级限额审批”制度;调整土地收益分配办法;适当集中土地管理权力;修改和制定有关法律;加强对干部进行土地基本国情教育。

研究成果形成后,邹玉川局长和我先后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财经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邹家华副总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作汇报,获得好评。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在对课题的评价中称:“该课题成果是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布置的11个重点课题中完成得最好的课题之一。”

卫星遥感监测技术就是在耕地保护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创造的。

记者:请为我们详细讲述“卫片四进中南海”的故事。

李元:时间可以追溯到1995年6月8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刚从珠海看航展回来,在听取国家土地管理局领导的工作汇报时,讲到他有一次坐飞机,看到河北境内有大量土地闲置。总理要求国家土地管理局领导去查看,并亲自调拨了直升飞机。

这个任务就交给了我。当时正好是月初,天气一好就飞一趟,衡水到北京是一条空中走廊。飞机起飞前,我们自己在地面上先跑了一次。空中、地面,三次跑衡水。当时发现,造成土地闲置的主要是窑场,还有绵延不绝的路边店。每个村口都是一个大坑,是挖废的土地。

当时天空能见度差,航空照片看不清楚。当时就考虑,能不能用卫星数据。国家气象局很支持,愿意免费提供数据。但是,他们提供的数据分辨率很低,只能大致看出城市的轮廓。从中也能看出,10年左右时间,城市轮廓大部分扩大了一倍以上。当时,带着卫星照片去向邹家华副总理汇报,邹家华副总理说,你们能不能搞得清楚一些。

我们就去找中国科学院卫星地面站,做出17张卫星遥感照片。当时,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很穷,一年的经费也就2900多万元,而一个单位做一个县的卫星遥感监测图片就提出要1500万元。我们就发明了社会化的方法,数据是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向卫星地面站买来,谁来处理则是竞争性的。北师大、首师大和北农大的技术力量都加入进来,中国土地勘测规划院的同志甚至自己借了5万元,买了软件处理出一张卫片。为了使17个城市和地区的监测图效果更好,我们将卫星遥感接受的红外光还原成绿色。这些办法,反过来推动了相关技术工作的创新。

17张卫片一做出来,原国家土地管理局上上下下大吃一惊,城市的扩展不仅比统计数字而且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卫片显示,耕地的损失比统计数大出2.5倍,城市的发展盲目而不合理,闲置撂荒的土地也大大超过统计和地面监测的数据。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决定将监测成果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1996年年末,中南海。邹家华副总理在听取民主党派耕地保护调研组汇报时,仔细看了新做好的卫片后,要求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向国务院领导汇报。

不久后,卫片第二次走进中南海,国务院领导看到这批图片后,都觉得事关重大,应该向中央领导汇报。为了使这些卫片更能说明问题,原国家土地管理局有关同志立即加班加点,做出了17个城市3个时段的动态遥感监测图大型展板,并输入计算机,做成画册。

1997年1月8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听取保护耕地专题调研汇报。会议前几天,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同志带着卫片展板去布置会场。会议当天,当通过电视观看广州的遥感动态监测图片时,江泽民总书记主动提出要看更大的照片。17张展板被抬进了会场。听完结合卫片介绍的耕地大量占用情况之后,江泽民说:“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同志一致同意,要“用世界上最严厉的措施来保护耕地”。

 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这17张卫片又一次亮相。同时亮相的还有上海奉贤县、江苏张家港市6张土地整理规划图和现场图。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负责同志指出:“今天放的一张张图片,还有《谁给我们土地——节地挖潜一百例》,说明管与不管大不一样,重视不重视大不一样,指导思想明确不明确大不一样。指导思想明确,管理严格,工作得力,潜力是很大的。”就在这次会上,党中央作出了对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工作的重大部署。

正是从这一年起,原国家土地管理局决定把动态遥感监测的范围扩大,以更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土地利用变化情况,特别是耕地及非农业建设用地变化情况,实现对土地利用宏观调控和微观督查,为各级领导、政府部门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回顾这段往事,我想说的是,不是哪个人聪明,而是实践中碰到这个问题,解决和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创新,就是与时俱进。

记者:这一系列立足实践的创造性工作,为我国土地管理法制、体制、机制改革做好准备了吗?

李元:是的。1997年1月6日、1月8日和2月18日,短短40多天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3次听取原国家土地管理局的汇报,反复研究加强土地管理和保护耕地工作,由此直接催生了耕地保护重要决策的出台。1997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即中央11号文件下发。总的指导思想是3个“必须”,即必须采取世界上最严格的措施管理土地;必须长期坚持“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必须从体制、机制和法制上采取治本之策,扭转人口大量增加、耕地大量减少的失衡趋势。

正因为有了比较扎实的前期工作成果,有比较扎实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我国土地管理法制、体制、机制建设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1998年,国土资源部成立,《土地管理法》修订,使中国的土地管理再次创新,法制更趋完善,而与之相辅相成的土地管理新机制也在这一制度变革中诞生。

记者:这一时期,我国土地管理法制建设的步伐特别快,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

李元:《土地管理法》的修订,从1997年5月成立修改小组,到1998年8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不到一年零四个月时间。这样一部关系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法律,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修订,是因为中央对加强土地管理作出了一系列的正确决策。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从保障建设用地供应为主转到切实保护耕地为主;在土地管理方式上,从分级限额审批制度转到用途管制制度;在土地利用方式上,从外延粗放型转到内涵集约型;在各级政府土地管理职权分配上,从土地管理权主要集中在市、县转到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土地用途管制要求合理划分;在执法监督工作上,从传统的土地监察转到建立现代土地执法监察体系;在调整范围上,从单纯调整行政管理关系转到既调整行政管理关系又调整财产关系。

1999年1月1日,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正式实施,而作为其重要配套法规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同步施行。也就是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不到4个月,两个重要配套法规就审议通过了,速度之快,在中国立法史上前所未有。一是客观要求迫切,一是中央领导重视,还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在这十几年土地管理改革的实践中,我们已经积累了经验和教训,知道问题的关键和要点所在。正是因我们采用了同时作业、齐头并进的办法,使研究成果得以迅速转化为法律法规。

系统总结和推进土地市场建设

记者: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步入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土地市场建设情况怎样?

李元:可以说,没有土地市场的发育,就没有城市的现代化;没有土地市场的发育,就没有土地管理事业的今天。

200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即国发〔2001〕15号文件,土地市场的主要环节基本上都涉及到了,是全国加强土地资产管理和土地市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从2002年开始出现了新的情况,当时一个很明显的趋势是,经济周期处于上升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等不断扩大。那个时候新闻媒体也经常曝光土地违法违规案件。国土资源部领导冷静地进行了分析,认为与其被动应对,还不如大规模开展治理整顿或自查自纠。这件事主要由我负责。

当时大家的印象是,开发区占了很多地,底数不清,矛盾也很多。我的主要想法是,要抓主要矛盾。最后决定以开发区清理为重点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主要理由是:开发区占地面积最大;开发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很大;开发区低价供应工业用地,存在侵犯农民土地权益等问题。此外,开发区用地易分清是非界限,因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各地自己搞的,却又用乱设开发区突破规划。清查时,按照符合不符合规划来查。对各类开发区清理整顿的结果发现,全国共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741个,规划用地面积3.75万平方公里。通过清理整顿,全国撤销各类开发区占开发区总数约七成,核减开发区规划用地面积占原有规划面积的逾六成。1999年以来全国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共拖欠征地补偿费175.46亿元,全部清欠。农民群众反映强烈的拖欠征地补偿费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当时感觉打了一个漂亮仗,而且通过这次土地市场治理整顿,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地位大大提高,按规划用地的观念深入人心。党委、政府领导到哪里去,都要带上国土资源厅长或局长。通过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社会上形成了共识:主要是监督政府的用地行为。

有了这样的氛围,后来推出很多制度也是顺理成章。在土地管理工作中,连续了两个重要文件:一个是2004年10月出台的国务院28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一个是2006年9月出台的国务院31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

“银根”和“地根”的关系,均衡利益关系,两个需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

记者:你最近一直在思考什么问题?

李元:“银根”与“地根”的关系,一直在我脑子里转着。

最早是邹家华副总理1997年提出来,为什么1992年、1993年出现了土地供应失控?有同志说,是因为大家对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理解不正确,大干快上,带来了对土地市场的冲击。但实际上,当时实行的是多存多贷政策,就是说,存款越多,贷款越多。政府多供地,收了钱存到银行里,银行觉得钱很多又去发放房地产贷款,放贷后企业又用来买地,钱又回来了。当时就是这么失控的。

我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最近几次座谈和讲话,我都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即使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也很难抵御金融资本的力量。钱多的时候,根本就控制不住;钱少的时候,又迫切需要钱去搞土地一级开发,又想方设法多供应土地。

对政府的行为,不能简单地从政治上看待,而且应该从经济上来分析。没有一位政府领导说不要去搞政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当地局部利益出发,都是很正常的行为。

为什么我们三番五次地提要求,地方政府还是做不到?这就提醒我们,对“银根”和“地根”的关系,还需要运用经济学规律来认识。

记者:您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

李元:我的初步看法是,不是所有的钱都能够进入土地市场,应该有土地开发券。钱少的时候,发行土地开发券,可以解决地方政府土地开发资金来源。今后要进入土地市场,你就要拿这个券,通过开发券来控制。这样一来,钱多的时候,不要像洪水一样淹没了土地;钱少的时候,水也不要干了,从而使土地调控和货币调控配合得更加有效。

记者:您觉得管好土地,最重要的切入点是什么?

李元:我认为是均衡利益关系。现在回过头来看,制定政策,一件事情要往前推,没有利益关系,没有好处,他怎么会跟着做呢?当然,我讲的利益关系,并非建立在损害别人既得利益之上。

土地是最大的财产,而且是最基础的财产制度。从制度本身来讲,需要稳定。从财产来讲,其中的利益太大了。土地管理将不断迎接挑战,不断回答新问题。中国人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而不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其中包括科学的认知规律。

从保护和建设的关系看,最重要的还是平衡好利益关系。保护耕地,我们说,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很通俗、很直接,但是往往日子一好过,大家就忘记了。我们制定政策的时候,不光要单纯从保护耕地出发,而应该均衡其中的很多利益。一些人说,保护耕地就是保护落后,这是现实的反映。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行耕地保护补偿机制。这是通向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和谐发展的必由之路,不能让保护耕地资源的吃亏。(本报记者  蒋亚平 王永红  本报实习记者  陈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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